社会对话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有助于实现包容性转型

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新闻）——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强调社会对话如何在促进各国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进步，确保公平和包容性的低碳和数字转型。

《2024年社会对话报告：高级别社会对话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聚焦于“高级别社会对话”这一主题。高级别社会对话是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在国家或部门层面就劳动、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谈判、协商和信息交流的一套机制和流程。

报告显示，高级别社会对话有助于体面劳动、更公平的劳动收入分配以及公正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报告还强调，在法律和实践上尊重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至关重要。但当社会经济政策受短期考量驱动、排除社会重要群体时，高级别社会对话影响变革的能力就会减弱。

“这一版《社会对话报告》是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发布的，”国际劳工组织负责治理、权利和对话的助理总干事马努埃拉·托梅说，“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和人口结构变化深刻改变着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社会对话仍然是应对复杂性、寻找公平解决方案和推动社会正义的可靠治理模式。”

报告主要基于案例研究、劳动关系数据、对高级别社会对话过程和成果的全球性回顾，以及针对38个国家的71个雇主和工人组织开展的国家社会对话机制（National Social Dialogue Institutions，NSDI）有效性和包容性感知调查。

报告强调了有效高级别社会对话的基本先决条件。报告发现，2015年至2022年间，各国对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的遵守情况降低了7%，主要原因在于，雇主、工人及其代表组织的基本公民自由和谈判权被侵犯的情况有所增加。“坚持这些基本劳动权利的国家更能发挥高级别社会对话的变革性作用，从而加强社会正义和民主治理。”托梅强调。

国家社会对话机制覆盖面较广，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但应更具包容性

报告显示，87%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设有国家社会对话机制。四分之三的工人和三分之二的雇主认为国家社会对话机制是有效的，但本报告开展的感知调查显示，政府或有关部门对社会对话成果的后续行动不足，这仍令人担忧。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国家社会对话机制的包容性以及与女性、青年和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和经济单位等代表性不足群体需求方面的差距。

社会伙伴需要更多地参与政策制定

许多国家逐渐认识到雇主和工人组织参与就业政策或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和治理的重要性。例如，30%以上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管理委员会包括雇主和工人代表，25%的国家就业政策将三方协商作为关键要求。国际劳工组织的187个成员国中，约有80%建立了高级别三方职业安全和卫生（OSH）机构，65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改革扩大了养老金、卫生医疗和员工福利的覆盖范围，这些改革都有社会伙伴参与。

强化高级别社会对话机制以应对生活成本危机

报告关注了涉及社会伙伴和行业集体谈判的最低工资制定在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和促进工资平等方面的作用。报告强调，当政府与社会伙伴协商制定的国家最低工资与通过集体谈判确定的行业最低工资并存时，高级别社会对话能够在解决高劳动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促进高级别社会对话以实现公正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

有证据表明，高级别社会对话有助于形成数字化转型和低碳政策的社会共识。在社会对话机制健全且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依靠高级别社会对话来实现双重转型的情况更为普遍。对2022年至2023年间118个社会对话过程进行的回顾显示，约有四分之一涉及双重转型相关主题，其中大多数在欧洲。以双重转型为中心、旨在实现经济多样化和结构转型的新一代产业政策，提供了适时的机会，进一步发挥高级别社会对话在指导双重转型方面的作用。

呼吁采取行动以开发高级别社会对话的潜能

为了充分实现高级别社会对话的包容性和有效性，报告呼吁各国：

• 坚持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特别是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
• 为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会伙伴提供有效参与高级别社会对话所需的资源和技术能力。
• 扩大国家社会对话机制和社会伙伴对代表性不足群体的覆盖范围。
• 对社会经济决策中高级别社会对话机制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定期、基于证据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