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的下一个100年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柯凯琳接受《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专访

评论 | 中国 北京 | 2019年4月30日
2019年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一百周年。值此一百周年之际,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柯凯琳就国际劳工组织一百年来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贡献和成就,以及如何在下一个一百年里继续促进体面劳动等问题,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的采访。

以下是采访原文,转自《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19年第4期。

Q|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A| 柯凯琳,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

Q:今年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100周年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具有历史性时刻的一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劳工组织对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世界带来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和影响及其主要成就有哪些?

A: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1919年,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也是科技与社会巨变的年代。作为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签署的《凡尔赛条约》的一部分,国际劳工组织从创建之初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世界能够保持永久和平。和平与社会正义如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联系,国际劳工组织正是根植于这种信念而生。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十分关注工人的工作条件,他们坚信任何国家恶劣的劳动条件都会对其它国家改善劳动条件带来障碍,因此对世界繁荣构成威胁。而唯有成员国之间采取国际合作,才能促进并保障世界繁荣与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国际劳工组织于1946年正式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直到现在。

自创建以来,国际劳工组织在其组织结构上一直保持其独特的“三方性”原则至今,即由政府、雇主、工人三方代表共同参与劳工治理,这使得国际劳工组织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它任何国际组织。在中国我们的三方合作伙伴分别是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此外,国际劳工组织还是一个标准制定组织。我们的创始人认为,为了改善工作条件,我们必须制定在任何地方都应该遵守的最低标准,也正是出于这种信念,国际劳工组织自创建以来制定和通过了189项公约和205项建议书。

1969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创建50周年之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国际劳工组织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但我认为国际劳工组织更重要的贡献是,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努力通过制定国际标准来保护工人,比如为一些“看不见的”工人(如家政工人)制定最低保障,为工作条件艰巨的建筑工人以及一些易受伤害的工人等提供体面劳动和社会保护。为保护全世界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四类核心劳工标准,如禁止童工劳动、废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此外,针对不同行业,如化工业,建筑业,农业等,针对特定人群如妇女、残疾人等,国际劳工组织也制定了公约和建议书。在国家层面,国际劳工组织也一直在支持成员国的政策制定和能力建设,帮助他们建立起强有力的劳动行政制度、有效执行劳动立法,协助成员国达到国际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等等。

Q:2019年1月22日,国际劳工组织劳动世界的未来全球委员会发布报告 《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工作》(Work for a brighter future),并以此开启了国际劳工组织百年庆典。用这样一份报告开启百年庆典,意义何在?请您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由来及其主要内容。为什么说这份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接下来,围绕“劳动世界的未来” ,国际劳工组织还将开展哪些具体行动?

A: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莱德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百年不仅是回顾过去、庆祝成就的好机会,同时也是反思现状、展望未来的好时机。所以,他决定在国际劳工组织成立百年之际关注“劳动世界的未来” ,为下一个百年的社会正义和体面劳动而努力。为此,在过去两年多,我们展开了全球对话,努力去理解当前劳动世界面临的变革与挑战,并思考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做些什么。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希望重申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正义和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的承诺。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劳动世界的未来全球委员会,由南非共和国总统马塔梅拉•西里尔•拉马福萨先生(Matamela Cyril Ramaphosa)和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先生(Stefan Lfven)担任联合主席,委员会有26位独立成员,其中包括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晓初。委员会成员会从自己的角度提出思考:“如果想在未来促进体面劳动,我们应该注意哪些趋势?”

今年1月22日,劳动世界的未来全球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概述了劳动世界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比如老龄化、气候变化、全球化、技术等因素都将带来深远影响,同时也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劳动世界的未来提出了十项建议。其中有两条,我印象深刻。一是利用技术促进体面劳动,在这条建议中报告强调了“人类掌控”人工智能这一方针,即确保影响工作的最终决策权是由人类制定,而不是由算法完成的。还有一条是建立全民劳动保障,即任何一个工人,无论他们签署了何种类型的劳动合同,也不管他们从事的是全职就业还是临时工作,不管他们是平台工人,还是家政工人等,他们都应该拥有最基本的劳工权利,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工作时长限制,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等。此外,劳动世界的未来全球委员会报告还强调了必须加强社会对话,他们使用的表达方式是“ensuring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employers and workers”,即加强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的集体代表性和包容性,提高决策质量和合法性。

在今年6月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上,可能会通过一份关于未来劳动世界的宣言,这将把近两年关于此问题的社会对话引向高潮,也将引导国际劳工组织的下一个百年工作。当然,这一切其实都取决于从各国收集回来的建议,要看政府、工人和雇主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工作以及如何共同实现。

Q:伴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早已深入人们日常生活。同时,平台经济的发展也对就业、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您如何看待平台经济对劳动世界带来影响以及如何应对多种形式的非标准就业?


A:当前平台经济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吸引了很多人关注。仅在中国,就有超过700万人在不同类型的平台上工作。我认为,国际劳工组织首先要认识到平台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巨大潜力。例如,平台能够让那些曾经远离劳动力市场的人,比如女性(因为她们通常有照顾孩子的责任),青年人或者学生等根据个人的情况,调整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实现灵活就业,提高收入。这些其实都是平台产生的积极影响。但同时,平台工作也存在风险,且风险就与就业质量相关。有些时候,平台工人的劳动关系并不清晰,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工作,很多时候他们会被认为是个体经营者,工资低于最低标准,没有社会保障、安全保障,没有加入工会也没有话语权、休息日……这些就是平台经济带来的挑战。

我们应该确保平台工人也能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享受自己拥有的权利。目前,由于与平台经济相关的劳动关系的定性问题,我们很难判断是否有此关系存在。不过,这些正是国际劳工组织试图在全球层面上去理解、解决的。我们正在开展研究了解平台工人的工作条件、收入、工作时间。了解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针对自己的工作条件与平台谈判或交易。了解他们的健康和安全由谁负责等等…… 所以,我认为平台经济对就业带来的真正挑战是,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平台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又要避免滥用职权,将工人置于不稳定,缺乏保护和弱势的境地。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一套正确的规则和管理体系。目前,我们已经在不同国家开展了一些工作,其中在中国,去年12月我们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合作,在人民大学开展了一场研讨会,今年5月还将有另外一场研讨。国际劳工组织希望能够以自身这个平台与中国分享外国先进的经验,支持中国政府制定正确的法规和管理制度。

Q:从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中,我们知道,全球青年人面临的就业形势虽有所改善,但是持续失业以及缺少高质量的工作机会仍然阻碍着青年人实现体面就业。因此,在通过教育、培训提升青年就业技能方面,国际劳工组织有什么观点以及做法?

A:可以说,几乎每个国家的年轻人就业率都不容乐观。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年轻人没有进入过职场,缺乏工作经验。二是教育系统无法提供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所需的技能。在这方面,不匹配的情况十分普遍,雇主们经常抱怨找不到具有合适技能的年轻人。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在提高职业技能,平衡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方面一直在做努力。

在中国,我们尝试引入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职业培训和学徒训练项目,确保年轻人在学校学习到与劳动市场需求对口的技能。其中,我们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合作“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项目(Start and Improve Your Business,SIYB),旨在为青年人提供开办企业和商业经营的培训。此外,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开展了十五年的“了解企业”项目(Know About your Business,KAB),已在中国落地十余年,目前已经有一千余所大学加入。这些项目有利于改善青年人失业率高的情况,帮助有能力并且渴望创业的青年人创办企业。

三是青年人有不同的人生追求和职业理想。很大程度上,青年人不必再遵循“子承父业”的传统,而是崇尚“变化”,渴望“不一样”的东西。四是父母对孩子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存在认知误区。在很多国家,父母通常促使孩子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拥有最高的学历,而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则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但是学历并不是获得就业机会最需要的因素,工作存在于各行各业,各个阶层。这种认知误区也是对一些职业的偏见,所以存在很多高学历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

Q: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成员,也是最早一批致力于实现其核心使命的国家之一。回顾过往几十年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开展的合作,您会如何评价中国劳动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与取得的成就?

A:中国一直非常积极地促进就业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就业率的提高。中国政府在推动劳动法制方面也卓有成效。特别是在2008年,中国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三部劳动法,极大完善了中国劳动法体系,同时也改善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运作。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生事物也需要被纳入法律范畴。加之中国目前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对劳动力技能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摆脱单一、低薪工作,转向供应链高质量发展也是重要挑战。此外,劳动者社会保障城乡差距仍然是工作方面的重点。这些都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重要挑战,国际劳工组织希望与雇主、工人组织和政府部门一起寻找解决方案,迎接新挑战。

Q: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老龄人口的增多势必会对劳动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您认为中国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应对老龄化对劳动市场的冲击?


A:我认为老龄化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坏消息,这取决于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利用老龄化。一方面是社会保障问题,由于更多的老年员工进入退休年龄,政府完善养老保险体系是必要之举。很多人就目前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提出建议,针对退休年龄性别差距的公平问题进行探讨。